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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初，刚从江苏大学毕业的22岁女孩尹华，带着一个“非分要求”，正式入职我市房企冠城集团。这个在应聘时便提出的“非分要求”是，进入公司后“绝不做房地产，只从事与公益有关的工作”。
尹华的要求得到了应允。此前一个月，冠城集团增设了“国学部”，这个部门与公司主业无任何关联，负责开办“冠城国学堂”，专门从事免费推广国学这样的公益事业，被称作公司的“NGO部”（NGO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）。
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，聘用“绝不做房地产”的员工，增设“NGO部”免费办学，为了什么？他们说：为了建设公众的精神家园。
从《弟子规》到“国学堂”
2007年，冠城集团董事长仇明芳偶然接触到《弟子规》。彼时，发端于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的新一轮国学热刚刚兴起，作为蒙学经典的《弟子规》，还远没有后来那样受到追捧。然而在企业管理领域，经研究人士特别是企业培训界的开发，《弟子规》已开始成为企业家们“以儒治企”的新蓝本。仇明芳坦言，虽然“几乎是次听说”，但接触后“立即被吸引”。
《弟子规》旋即被引入冠城集团，作为企业内训的重要内容。员工早课齐声朗读《弟子规》，物管公司的保洁员能全文背诵《弟子规》，甚至随楼书附送给看房人的礼品也是《弟子规》……
以《弟子规》“治企”，冠城集团的逻辑十分简单：《弟子规》提倡孝悌、诚信、“泛爱众”，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公民应有的价值观，“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，怎会爱公司乃至客户”？不止一位冠城集团的高层向记者表示，学习《弟子规》在公司收到了良效。
与此同时，伴随着“国学热”的兴起，“市民大讲堂”不断为市民烹制传统文化的盛宴：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三字经》等国学经典，通过邀请易中天、王蒙、钱文忠等文化名人的演讲，走进镇江人家。
2010年7月，冠城集团在市图书馆组织举办了一场推广《弟子规》的国学公益讲座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戴传江是主讲人之一，这次活动给他的感觉是“很受欢迎，效果很好”。也正因此，冠城集团萌生了开办国学堂的念头。
当月，冠城集团利用早年开发的康泰花园小区物业办公楼为场所，针对小区业主子女举办了首届儿童国学班，诵读国学经典。随后，成人国学班开办，学员范围从本小区扩大为所有公众，定期的国学班也逐渐演变为长期的国学堂。今年5月21日，“冠城国学堂”正式挂牌。
目前，“冠城国学堂”每周六全天开课，分儿童班和成人班，所授内容包括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的导读，传统养生保健知识的讲解，以及古琴、瑜伽、心理辅导等其他文化知识的传播普及。同时，每周一至周五，国学堂会不定期举行国学沙龙，今年暑假还面向小学生举办了“国学夏令营”。
冠城集团国学部部长刘莉说，“现在每周开课都有近两百人来参加，各种职业、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，不少还来自南京、扬州、无锡等周边城市。”
为“精神家园”添砖加瓦
在刘莉看来，“冠城国学堂”的课备受追捧，除了与国学堂的授课模式、学习氛围有关，最主要的还是缘于国学本身的魅力。
江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卞新国认为，国学是“智慧的”，可以开启人的心性。学国学的人，能比别人更平和更理智，因此“更能适应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”。“以我个人经历，坚持多年学国学就是‘讨便宜’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人际关系和谐，堪称‘最幸福的人’。”卞新国的学术专业本是中国现代文学，但近20年却倾心于传统国学，因此而成为“冠城国学堂”的特聘教授。
事实上，国学的魅力已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接受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，国学能够“提升公众道德修养，纾解人们信仰危机”。今年5月，中央综治委副主任、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认为创新社会管理要重视道德教化，“‘仁义礼智信’等价值观念和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等经典，不少内容已融入我们的民族血液，在引导人们行为、规范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”。
“冠城国学堂”另一位特聘教授戴传江认为，学堂除了“由一家房企公益开办”值得关注外，另一个“看点”是学堂的绝大部分教学和服务人员，都是在“义务劳动”。据了解，国学堂目前配有一个讲师团和一支义工队伍，成员包括大学教授、中学教师、公务员、学生、商人等，所有人在这里的工作几乎都是“零报酬”。热心参与这项公益活动的人们认为，推广国学是在建设大众精神家园，十分有意义。
“冠城国学堂”开办近一年，社会声誉日隆，现已成为市文明办、市社科联的教育示范基地，一些社区也慕名前来联系“国学进社区”。
“中国式公益”的尴尬
6月25日清晨，大雨如注，刘莉打车赶往“冠城国学堂”。司机好奇地问国学堂是干什么的，未等刘莉解释完，司机又问收不收费。几乎就在刘莉回答免费的同时，司机说出了：“肯定是骗人的！”
“做公益比做商业更难！”刘莉说，当前远未成熟的社会公益慈善领域的诸多乱象和猜疑，是“冠城国学堂”面临的挑战。他们始终受到一个动机层面的质疑：一个开发商为什么要推广国学？
戴传江认为，就我国当前的公益慈善现状而言，捐款捐物的“硬性慈善”已被广泛接受，但像推广国学这样的“软性慈善”，一时还很难被理解。而后者作为一种以志愿者精神为原动力的“NGO行动”，其公益意义并不一定输于前者，它的被质疑，恰恰说明当下的NGO生态有待改善。
卞新国介绍，国内许多“儿童经典诵读”活动，虽是公益性质，但因为通常需要付费使用王财贵编的教材而遭质疑。卞新国认为，这就是“中国式公益”的尴尬：一与金钱有涉，所有的公益性都被抹杀。而事实上，西方国家的大多数NGO都接受各种社会基金资助，NGO行动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即可，并不需要和金钱绝缘。
也正是因为“软性慈善”易遭质疑，冠城集团规定，“冠城国学堂”只许支出，向学员提供的所有书籍、教学、配套服务，包括“国学夏令营”孩子们的食宿，都禁止收费。刘莉告诉记者，曾有人向仇明芳提议接受社会捐款，以保证国学堂可持续发展，被仇明芳断然拒绝。
卞新国说，像“冠城国学堂”这样，由企业出资并设立“NGO部”办学，由志愿者参与的国学推广模式，在范围内也十分鲜见。而在我们现有的公益生态下，这种“创新模式”更具样本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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